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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是一个复杂的、难以看透的人。也许是因为杨广是一个感性的人，浑身散发着文人气质，很多事情很难用理性的标准去条分缕析，而是需要深入杨广的内心去认识，照着杨广的逻辑去分析。
隋朝的大臣们很快就发现新皇帝是一个滔滔不绝的政治演说家。每天早朝的时候，杨广牢固把握着话语权，从天文到地理，从内政到外交，他有说不完的话。必须承认，杨广是一个成功的演说家，玉树临风的外表加上激情四射的话语、富有震撼力的肢体语言、逻辑清楚的解释，他的演说并不枯燥，还相当吸引人。许多大臣都被新皇帝崭新的政治理念和充满诱惑的政治蓝图所吸引，相信杨广能够带领天下实现那样的目标。
杨广对国情的基本认识有两点∶第一是天下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处理，第二是隋朝已经积累了相当强盛的国力。所以他要调动隋朝的实力去解决那些矛盾和隐患。当然了，老皇帝杨坚也在努力解决问题，但在杨广看来父亲的动作太小，太慢，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解决不了大问题。闲置国力，任由问题继续存在，那简直就是犯罪。
现在，杨广说得最多的词就是"急迫"和"规模"，谈论最多的内容就是外交、军事、财富。渴望建功立业的杨广似乎对一切都充满好奇。他"召募行人，分使绝域"，派遣使者远至中亚、波斯等地了解风土人情。听说吐谷浑在青海高原放牧的波斯马能生龙驹，能够一日千里，杨坚就放了两千匹雌马去求"龙种"。结果一头龙驹也没有生下来。杨广依然很高兴，因为他起码知道了青海的波斯马生不下龙驹来。
雄心勃勃、好奇心强、惹些无伤大雅的麻烦，刚刚登上皇帝宝座的年轻人都有这些小毛病。杨广也不例外。但这些小毛病和杨广的勤勉相比，根本就算不上是问题。新皇帝杨广经常看奏折到深夜，即使是在颠簸的出巡旅途中也不例外。杨广随时关注政策的执行进展，会在深更半夜把相关官员叫醒来问某某政策的落实情况。杨广执政期间，每年都有好几项巨大的国家工程同时上马，而他对工程细节都亲自过问。最能说明杨广的勤奋和精力充沛的例子是这位文人皇帝在繁忙的政事之余亲自主持编纂了图书三十一部，共计一万七千卷。
杨广又不是那种办事只有三四天热度的人。多年的政治历练和太子生涯让杨广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对于政治有成熟的看法。基层的政治实践让杨广对官场同行的"惰性"极为厌恶。他要挑战这些惰性，革新政治。如果说父亲杨坚崇拜汉文帝和汉景帝，创建了类似"文景之治"的"开皇盛世"，那么杨广崇拜的是秦始皇和汉武帝。秦始皇也好，汉武帝也好，哪一个不是挑战惰性，驱动整个国家!
多少创业的空间。然而心高气盛的杨广却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素无学术'的父亲为人行政目光短浅、器局狭小，因此他的统治表面上成绩斐然，实际上存在着许多重大缺陷。"
杨广认为隋朝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自己煞费苦心才获得江山，就为了得到一个操纵权力治理天下的机会。他说∶"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天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君主(秦始皇、汉武帝那样的)来引导、治理。而隋朝选择的人就是杨广。
杨广一即位就废除妇人及奴婢、部曲的课役，又将男子成丁纳税的年纪从二十一岁改为了二十二岁，多给了农民一年休养的时间。大业元年(605 年)，太常少卿裴蕴迎合杨广的喜好，奏请将南北朝周齐和梁陈的乐家子弟编为乐户，让擅长音乐百戏的人轮流到太常寺供奉，在乐府之中研究、传授乐技，达成文化盛事。杨广非常赞赏这个建议，准许推行。结果隋朝的声乐人才队伍扩大到了三万余人。
这个出主意的裴蕴是陈朝人，隋朝灭陈之前暗中投靠隋朝，成为隋军的内应。陈灭亡后，隋文帝杨坚在众多南朝北上的精英分子中特别囊奖了裴蕴，还要越级提拔使用。当时的左仆射高频不清楚内情，开始还不同意提拔裴蕴，可见裴蕴这个人隐藏之深。现在杨广登基改元，裴蕴再一次把握住机会，投其所好，很快就升迁为了民部侍郎。
随着杨广开始推行心中的宏图伟业，一场轰轰烈烈的举国建设运动在隋帝国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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